界面新闻记者 | 龙力

北上广深杭等在全国财富版图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城市，对于以高净值人士为目标客户群体的私募行业来说，天然具备更强的吸引力。

私募排排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末，全国7503家证券类私募管理人中，办公地位于北上广深杭五大城市的一共有5413家，占比约为72.14%，并且，头部私募的聚集效应更为突出，全国243家管理规模超过50亿元的证券类私募中，有213家办公地位于上述五大城市，占比高达87.65%。

融智投资FOF基金经理李春瑜对界面新闻分析称，私募机构高度集中于北上广深杭等城市，主要基于这些城市具备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资源聚集，高净值客户、渠道与服务密集，募资效率高；二是人才与信息优势，投研人才集中、信息流动快，利于策略迭代；三是配套成熟，监管与合规环境完善，运营效率高。

当然，五大城市在拥有的证券类私募总数及头部证券类私募孵化能力方面也呈现出显著的层级差异。

上海成功吸引到2006家私募将办公地址设立于此，并且其中包含的头部私募数量多达108家，晋升率（某地头部证券私募数量/当地证券私募总数）为5.38%，三项数据均在五大城市中排名居于榜首。

有业内人士对界面新闻分析称，上海的独特优势在于，它是国内唯一一个同时集齐证券、期货、金融期货三大交易所的地方，对于特别看重交易速度的量化私募来说，这种物理距离上的接近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所以吸引到了全国将近四成的量化私募在此聚集，并孵化出了大量的头部量化私募。

将办公地址选择在深圳和北京两大城市的私募总数相差不多，均为1200余家，不过，北京诞生的头部私募数量更多，达到57家，高于深圳的26家。

杭州和广州两大城市的私募总数也相差不多，分别为471家和441家，但是两地孵化出的头部私募数量却相差十倍之多。其中，杭州拥有的头部私募数量为20家，占该地私募总数的4.25%，晋升率超越深圳的2.08%；广州则仅有2家私募管理规模突破50亿元，成为五大城市中头部私募数量最少、也是晋升率最低的城市。

另一方面，尽管五大城市对于私募的吸引力始终位居前列，但是近年来也有不少的私募选择在其他城市“落脚”。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末，办公地选择在北上广深杭以外的其他城市（下称：其他城市）的证券类私募一共有2090家。

具体来看，成都、厦门、南京、长沙等四个城市均吸引到100多家私募“落户”；郑州、武汉、西安、福州、宁波、东莞等地也聚集了80多家私募，形成一定的聚集效应；还有另外5个城市的私募数量为50多家，10个城市的私募数量在20-50家，其他城市的私募数量则均不足20家。

在李春瑜看来，部分私募选择在二三线城市布局，主要出于成本与政策考量，这些城市人力、租金较低，且常享受地方税收、补贴等支持，以及部分私募追求运营专注度，希望远离市场喧嚣，更聚焦于投研与风控，实现差异化发展。

从管理规模来看，办公地址位于其他城市的2090家私募中，有1820家管理规模为0-5亿元区间，占比高达87.08%；135家管理规模为5-10亿元，62家管理规模为10-20亿元，43家管理规模为20-50亿元，三个规模区间的私募合计占比11.48%；也有30家管理规模达到50亿元及以上，成功跻身头部私募行列，占比约为1.44%。

其中，办公地址位于珠海的头部私募数量最多，达到8家；选择在澄迈、南京、厦门三个城市办公的头部私募数量分别为5家、4家和3家，也均比五大城市中的广州拥有的头部私募数量还要多；三亚也有2家头部私募，昌都、肇庆、中山、东莞、海口、重庆、拉萨、成都等也均有1家头部私募。

另外，根据私募排排网统计数据，办公地址位于其他城市的2090家私募中，有1631家的注册地与办公地均不在北上广深杭，同时也有459家私募虽然办公地设在其他城市，但是注册地却设在北上广深杭五大城市中。

李春瑜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谈到，一些私募采取注册地与办公地分离的模式，旨在争取地方政策红利、平衡成本与核心资源获取，并便于区域业务拓展。但此类安排也会增加合规与沟通成本，需确保两地信息一致、满足监管要求，管理复杂度相应上升。从长期来看，若运作规范，可兼顾政策优惠与运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