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郭珂濛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朱刘氏知道女儿有继承权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国民党二大1926年就通过了关于女性继承权的文件，但直到十年后，地处西南内陆县城的朱刘氏才听说这个消息。在这之前她已经和继子朱永昭分家，给了他三分之一家产。要为女儿争取继承权，就要先证明朱永昭“重大侮辱和恶意遗弃罪”。在分家合约下，裁判官觉得朱永昭的冷漠行径谈不上“侮辱”，也不构成“遗弃”。

制度的缝隙间，有晦暗不明的人情天理、难以说清的日常感受，而女性经验在这一空间中处于更不可见的隐秘角落。近期备受关注的舞台戏剧作品《初步举证》与《非穷尽列举》也触及了这一议题：性侵案中，证明“我不想”像一个无法触底的黑洞，激烈反抗、立即报警、提供没有瑕疵的逻辑链条，受害者的画像越完美越好。在法律史学者刘楷悦看来，这暗含法律制度的“男性逻辑”对私人经验的遮蔽。

在《纸上的权利：近代女性家庭诉讼困境》一书中，法学博士刘楷悦借百年前中国底层女性的真实故事，重新反思制度的理想愿景和真实的生活经验之间，为什么总存在无法弥合的距离。

朱刘氏，为女儿争取继承权，却受困于复杂的废继制度；左周氏，起诉丈夫左泰阶“重婚罪”，被宗族势力污蔑为“不洁”；龚勤福，被诱拐生子、吸鸦片，背上娼妓污名；周玉林，因家暴出逃，又因法律禁止堕胎被迫生下早夭的孩子；张朱氏，入门后才知道丈夫残疾，离家求学的娜拉式出走，并没有带给她想象的自由。

五个故事揭示出吊诡的真相：“近代化的目的是为妇女争取权利，但在过程中又反复牺牲她们的权利”。与界面文化的对谈中，刘楷悦指出，传统的司法惯性、固化的性别观念、以及个体权益让位于大局的功利逻辑，都可能让制度的允诺停在“纸上”。她认为尽管情感、道德、家庭都没有想象中那样坚实稳定，不该怀疑“爱”本身，而应该追问：爱的创造与实践，是否有完善的社会制度托举。

走上法庭不意味着女性主体性的觉醒

界面文化：这本书结合四川自贡荣县的历史档案材料，讲述了清末民初法律改革之际，四川荣县五位女性走上法庭、争取自身权益的故事。你是怎样想到用“性别”线索和现在的故事编排顺序来组织这些材料的？

刘楷悦：我们知道近代是整个中国制度和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女性权利话语也是这个时期被引进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和女性权利的争取观念在中国是同步发生的。但我读博期间跟着导师整理荣县这批档案的时候，发现今天我们关心的女性财产权、继承权、身体权等等，并不是非常顺畅就进入了现代人的思想。

宏观层面当然有很多进步甚至激进的观点，比如当时甚至有人出来说打破家庭结构，冠姓制度也别要了。但这些观念和制度革新离底层女性的生活是有相当大距离。何香凝1903年写《敬告我同胞姊妹》呼吁女子走出闺阁，1926年国民党二大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而荣县这些没受过教育的女性，直到很久之后才模糊知道自己新拥有的权利。新法颁布到传入她们耳中，可能有整整十年的时间差，今天我们看来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现实就是这样的，阶级、时空、观念的沟壑让她们被排斥在新世界之外。我想让读者看见这种复杂性，进步的话语不是铁板一块，相当一部分人是被牺牲的。

组织材料的时候，其实编辑和我一起推倒重来过好多次。刚开始我写了很多马君武的内容，就是他把女性权利话语引进中国，从学术视角上来看是很重要的人。但我的编辑博炜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专业外有多少人对马君武感兴趣？我就想我还是更希望把历史中那些更微小的、激发人共鸣的声音讲述出来。所以这五个故事一方面是按时间顺序来组织，另一方面它们的情感张力也逐渐变大，我写到周玉林孩子死掉的时候，边写边哭，后来也有读者告诉我看到这里自己哭了。这些被牺牲的人，她们的情感和困境是能跨越时空产生共振的。

界面文化：荣县这批法律材料中，女性主动提起诉讼的案件比例多吗？这能不能说明当时女性觉醒的程度？

刘楷悦：荣县档案的情况是总共有三万多卷，其中司法档案大概是一万八千卷左右。我一开始也想去统计案子有女性提起的占比大概是多少，但后来发现不是很有这个必要。因为女性提起法律诉讼的比例，不能反映女性寻求公权力介入来争取权利的比例，也不能反映女性权利意识的普及度。

那个时候女性遇到家庭纠纷，首先想到的是寻求宗族势力，或者团保这样的基层社会组织调解。很多人出于经济和家庭关系的压力，可能顶多去法院告一下，都不一定把诉讼程序走完，就很难统计一个准确的比例数据。所以我会说像书里左周氏这样的女性是非常聪明的。她告左泰阶重婚，一开始就绕开了寻求左氏亲族的调处。宗族势力常常偏帮一方，女性要承受很大的道德压力或者情感绑架，后来左氏亲族果然骂左周氏“尊卑不明有乱名份”。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失去寻求法律帮助的勇气。

就算女性真的走上了法庭，对她们来说也不是出于很先进的权利意识。大部分时候她们只是真的忍无可忍了，或者想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比如朱刘氏之所以状告继子朱永昭，是因为遇上连年灾害，朱刘氏和女儿没有口粮，找朱永昭借粮他分文不给。朱刘氏告朱永昭完全是因为自己和亲生女儿被逼到走投无路了。直到今天法律对大部分人来说也不是伸张权利观念的工具，而是一种生存武器。不能把当时女性提起诉讼和女性主体性的觉醒划等号。

另外还要补充一下，即便我们看到有的诉状体现的权利意识相当先进，但这个诉状其实不一定是这些女性亲笔写的。民国的时候有像“缮状处”这样的机构，帮文化程度低的人代写诉状。那些写状生很擅于在里面加入一些支持女性权益的话语，这其实是一种诉讼技巧。当然这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当时的女性，比如左周氏很快就学会使用“虽男女平权终无见之日，迫再呈恳照故弃正妻例正式判明”之类的话术。

界面文化：这会让人想到今天的互联网上，很多人批评对女性理论的工具化使用，比如一些博主会被批评赚女性主义流量，你如何理解这种心理？

刘楷悦：大家好像对理论会有一种很纯粹的期待，但落到生活中，为自己争权夺利的时候，实用主义思维占主导是可以理解的。你看书里的这些女性，在女性主义理论引入之前，她们也有其他的话术工具，比如女性的刻板印象。她们会说“氏乃一弱智女流”，“系为妇流智识浅薄”之类的话，迎合社会对女性的柔弱想象和同情。现在她们更称手的工具变成了彰显女性权益，而不是继续放大男权社会期待的性别特质。她们未必很深刻地理解女性权利话语的内核，但只要知道理论会慢慢在她们的生活中生成新的道德、新的正确，理论就足以彰显存在的价值。

女性权利的分配，是一个动态调试的过程

界面文化：权利概念的引入是否使当时的人发生了什么观念上的变革？你提到当时的法律体系取范于日本和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有发生什么“水土不服”的现象吗，有没有对这些女性的权利争取产生什么影响？

刘楷悦：观念的变化并不是因为有了新的命名或概念，而是制度让权利真正从无到有。比如女性以前没有继承权，现在有了，这对她们来说才是观念上很大的冲击。“水土不服”的典型例子，比如书里面龚琴福和梁学海提离婚之后，按法律来说是可以分割夫妻财产的。但问题是中国传统财产习惯是共居财产，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是没有清晰的夫妻财产或者个人财产意识的，属于龚琴福的财产分不清楚，也分不出来。而且龚琴福她也压根不知道自己可以去争取分割夫妻财产，作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她接触信息的方式不过就是口耳相传，她没办法及时知道制度上的革新。当时很多女性的诉求就只是把嫁妆返还给自己。在这样的例子里面，“水土不服”落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界面文化：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女性哪些权利更先受到重视，哪些权利是你觉得很重要但被忽视的？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倾向？

刘楷悦：书里我有写到，马君武把女性权利话语引入中国的时候，是强调“女性也是国民的一部分，理应召唤她们的国民责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女性的身体权也得到了很多关注，比如缠足自晚清受到广泛批判，根本上就是为了“强国保种”。相对应的是，其实中国帝制时代女性是可以自由堕胎的，反而是新法施行后，为稳定人口数量，女性失去了堕胎自由，堕胎成为了一种罪。重婚罪、女性受教育权在当时非常受重视，法律改革推进很快，因为这些权利本质上能够服务于家庭和社会秩序稳定。

周玉林就是这场变革的牺牲者，她因为家暴逃出王家，但在逃跑过程中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丈夫王子渊本来就对她没有感情，这下干脆就诽谤她和人通奸。周玉林不能堕胎，只能生下孩子，又不得不为了孩子一次次讨要生活费。然而命运带给她更大的玩笑是，孩子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

另外我个人的观点是，从父权文化结构下看，对男性权利不构成明显威胁的，推进起来就很顺利。相对而言像女性继承权这样的权利，在推进的时候就更受阻碍。

司法过程具有主观性

界面文化：“风化”是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比如当周玉林因家暴出逃，她的丈夫王子渊控诉她“不惟妨害民名誉，于风化亦大有关”。怎么理解“风化”与法律话语的关联？

刘楷悦：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苏成捷（Mattew M.Somm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帝制时代表彰“守节”，不仅是为了保持后代血统的纯洁性，也是为了维持社会性秩序稳定，防止那些数量庞大、无家无业的底层男性群体（光棍）挑起争端。但我们看到贞洁从来不会变成对男性的要求，在这样的历史惯性下，直到今天类似的道德话语都更多是专属于女性的责任和义务。

这也会让我想到“娼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很有趣的形象。男性有时候特别爱用妓女形象抒发自己的惆怅或者家国情怀，把妓女想象成承担民族大义的角色，比如李香君血染桃花扇这种故事，或者想象一些救风尘的戏码来满足自己的英雄情结。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妓女始终是被鄙视的，社会对她们的印象就是“贱”。书里好几个故事，男方都试图诽谤女性说对方“卖弄风骚”，好像这就能削弱女性话语的可信度。这也是一种“小事闹大”的策略，把个人私事上升至需要整饬的公共事件，引起公愤，好像就可以提升控诉本身的正当性。

界面文化：这让人联想到你在书中说司法过程中存在很多非理性的因素。前段时间讨论度很高的舞台剧作品《初步举证》也涉及到了这个议题，受害者有很多没办法被语言还原为证词的经验。也像你在书中写到，朱刘氏被问为什么要废继时，她不知道怎么用语言去叙述“这种生活带给人的强烈落差”。制度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关照这些模糊、主观但真实的体验？

刘楷悦：有个很反直觉的现实是，从司法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到底有没有注意到这些部分呢？其实是有的。书中关于女性心理的那些描写，都不是我杜撰的，也不是文学加工。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卷的档案信息都相当丰富，它里面有诉状、庭审记录，可能还有当事人的自白书。如果翻一下档案，其实可以看到裁判官问了很多法律之外的信息，比如问周玉林为什么要跑、嫁给残疾人的张朱氏的生活细节之类的。当事人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会详细的描述她当时是怎么想的，是怎么样的感受。

但是这些部分是否能影响判决，这就不好说了。对于有的裁判官来说可能这只是一种程序上的义务，有的则可能真的会共情当事人。比如张朱氏申请和张文光离婚的时候，判决里裁判官就写了很多关于夫妻感情应该是什么样的想法，比如夫妻应该“共同偕老”，他是很同情张朱氏的。直到现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打官司最后能否拿到想要的结果，真的存在很多运气因素，和裁判官的立场倾向有很大的关系。

裁判官本人的价值观念非常重要，而这又是由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念决定的。司法过程应该更慢一些，也就是说裁决需要真的进入人的内心和生活之中。

所有人都是父权制度的受害者

界面文化：这是你第一次面向学院外，用非虚构的写作手法呈现历史故事，你在后记中提到这个过程“跌宕起伏”，“有太多幽微痛苦，同时又无数次指引自己”，能具体分享下在学院写作和公共写作之间的切换带给你的启发吗？

刘楷悦：这本书我确实推翻重来过，刚开始我并不是很确定该用一种怎样的语言风格来进行这本书的写作。你看我们的传统的历史写作，它都是比较平铺直叙的。但当时说实话，我感觉自己可能处于一个小小的职业倦怠期，就觉得在那种量化的考核要求下越来越感觉不到写论文的意义，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很想尝试另一种写作的风格和评价标准。和编辑讨论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公共写作永远要需要去考虑怎么去抓住读者，就是要提升它的可读性，所以我用了一些技巧上的方法，比如先把悬念抛出来，或者多制造一些画面感，但总体上还是坚持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我说这个写作过程指引和拯救了我，因为它真的帮我对抗了一下绩效考核带来的虚无感。

界面文化：在左泰阶这个案子中，你写到“男性是表面的受益者，却长久成为情感的受害者，至少左泰阶是这样”，这应该怎么理解？

刘楷悦：其实所有人都是父权制度的受害者，当男性物化女性，他也不可能得到真心的情感回馈。你看左泰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觉得左周氏只是他“两百钏”买来的一个物件，左周氏一开始还和左泰阶你侬我侬，帮左泰阶操持家务，但后来渐渐意识到左泰阶对自己并没有真正的感情，她对左泰阶的感情就变成了畏惧和服从。而且左泰阶的正妻尹氏一直威胁她，她才下决心告左泰阶重婚罪。左泰阶的观念是一种实用主义和功用性为导向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下，他习惯和享受的位置是对他人施加权力，完全没有发自内心爱他人的能力，自然也无法得到他人的真心。

界面文化：而当梳理完这些揭示情感、道德、家庭制度不稳定性的材料，你仍在结语写到：“这本书的主题是女性的婚姻家庭困境，而造成困境的有制度、文化的原因，唯独不是爱本身[……]爱是最根本的生命支撑形式，它令人痛苦，又让人感到永恒的美。”能再解释一下吗？为什么这些具体的法律史材料反而帮助你生成了这样一种关于“爱”的乐观信念？

刘楷悦：很多朋友都说我有很理想主义的一面，我自己还挺认同的，我的理解是，我可能想用理想主义对抗功利主义。现在互联网上经常讲“情绪价值”，这无形之中就是把人和人的关系工具化了。你可能跟一个人待在一起很快乐，你的神经递质会直接传递给你被爱的愉悦感，但是在当代变成了我跟他在一起，他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这就把关系变得非常功利化。

现在大家也越来越爱讲“智者不入爱河”，但像我在书里提到的这些婚姻悲剧，它们本质上是文化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而并不是说有爱的这种情感本身是一件错事。问题不在赴了爱河，而在于整个社会没有完善的制度来托举健康的爱。

这个问题可能还随着代际差异在变明显，和学生的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下一代的孩子似乎越来越少相信“纯爱”了，他们会很下意识地衡量和评价他人，我在后记中就想反思这种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