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蒙于周一发布的年度致股东信中提及美国建国250周年，称这是“重新致力于塑造国家的价值观——自由、自主与机遇的绝佳时机”。

　　“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问题清单很长，但首当其冲的是俄乌冲突与伊朗当前的战事以及中东地区更广泛的敌对局势、恐怖主义活动以及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戴蒙表示，“即便身处动荡时期，我们仍坚信美国会一如既往地坚守那些定义我们独特国家、支撑我们在自由世界领导地位的价值观。”

　　作为全球市值最大银行的长期掌舵人，戴蒙是美国企业界最直言不讳的领袖之一。他的年度致股东信不仅记录了公司业绩，还对全球局势发表了全面看法。

　　在周一发布的信中，戴蒙提及了多重阻力，包括全球冲突、持续通胀、私募市场动荡以及他口中的“糟糕的银行监管规定”。

　　戴蒙表示，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台的监管规定“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但它们也造就了一个碎片化、运转迟缓的体系，充斥着成本高昂、相互重叠且过度的监管规则——其中部分规则反而削弱了金融体系，减少了生产性贷款”。

　　他特别指出了资本与流动性要求、美联储当前的压力测试架构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处理不当”的流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戴蒙还表示，摩根大通对美国监管机构上月发布的《巴塞尔协议III终局版》修订提案及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附加费的反应“喜忧参半”。

　　“尽管近期《巴塞尔协议III终局版》及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的提案试图降低2023年提案中要求的资本增幅，这一点值得肯定，但坦率地说，其中部分内容仍荒谬至极，”戴蒙称。

　　这位CEO表示，按照拟议的总计约5%的附加费要求，与大型非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相比，摩根大通在面向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绝大多数贷款业务中，需持有的资本“将多出多达50%”。

　　“坦率地讲，这不合理，也不符合美国精神，”他说道。

　　贸易与地缘政治

　　戴蒙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列为该行面临的首要风险，尤其是乌克兰和伊朗的战事及其对大宗商品与全球市场的影响——他称战争是“不确定性的根源”。

　　“当前地缘政治事件的走向，很可能成为决定未来全球经济秩序如何发展的关键因素，”他表示，“当然，也可能并非如此。”

　　他还提及了美国贸易政策引发的“全球经济关系重组”。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关税作为其第二任期的标志性政策，对数十个贸易伙伴及进口品类加征更高关税。

　　“贸易战显然尚未结束，可以预见，许多国家都在分析应如何、与哪些国家建立贸易安排，”戴蒙称，“尽管部分举措对国家安全与经济韧性而言确有必要，这两点至关重要，但我们很难预判其长期影响。”

　　私募市场

　　戴蒙还谈及了近期私募市场的动荡，对软件企业贷款的担忧引发了私募信贷基金的大规模赎回请求。

　　“总体而言，私募信贷往往缺乏足够透明度，对贷款的估值‘标记’也不够严谨——这会增加人们在认为环境将恶化时抛售资产的可能性，即便实际已实现亏损几乎没有变化，”戴蒙表示。

　　这位高管补充道，相较于当前市场环境，实际亏损已经高于合理水平。

　　“无论事态如何发展，可以预见，保险监管机构迟早会要求更严格的评级或资产减值，这很可能会引发对更多资本的需求，”他称。

　　人工智能

　　戴蒙于周一重申，人工智能的普及速度是此前任何技术都无法比拟的。他表示，尽管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具有变革性”，但其革命将如何展开仍有待观察。

　　“总体而言，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并非投机泡沫；相反，它将带来显著效益。然而，目前我们无法预测人工智能相关行业的最终赢家与输家，”戴蒙称。

　　“我们不会逃避现实。我们将部署人工智能，就像部署所有技术一样，为客户（及员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他写道。

　　摩根大通一直走在华尔街各大机构的前列，在业务的各个层面引入人工智能。去年，摩根大通首席分析官德里克・沃尔德隆初步展示了该行如何利用自主人工智能提升工作效率，为客户和股东创造更好的成果。

　　今年2月，戴蒙表示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摩根大通的员工队伍，该行已为员工制定了“大规模的岗位再调配计划”。

　　“我们已聚焦部分‘已知且可预测’以及部分‘已知未知’的事件，”他称，“但像人工智能这样的重大技术变革，往往还会产生二阶、三阶效应，这些效应可能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我们也应密切关注这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