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越来越多，我们真的因此更接近他人了吗？今日资讯-三一生活网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席梦茹

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

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最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在将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15分钟的名人。” （In the future, everybody will be famous for 15 minutes.）精准捕捉到了社交媒体时代注意力经济的本质。不过，流量并非平均分配，它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浪潮过后，总有一些长盛不衰的面孔占据着大众视野。

近两年来，我们熟知的主持人或互联网主播纷纷开设对谈节目，音频播客和视频是他们最常采用的媒介形式。而随着时间流逝，这些主持人开始作为被访嘉宾串台，形成了鲁豫对话窦文涛，窦文涛对话papi酱，papi酱对话其他人的“无限”循环，处于该循环中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时与彼此互换位置。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中文播客在诞生之初似乎许诺了一个承接主流视野之外观点的前景，只是播客制作所要求的语言表达能力促成了某种“驱逐效应”，能够敞开自己、获得大众认可且拥有稳定流量的人，数量并不会很多。这是一个朝向“中产化”和“心理化”的趋势，我们以为自己在听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故事，但总能从中找到某种相似的元素，不免产生故事泛滥的疲惫之感。我们熟悉了那套剖析自我的创伤把戏，诸如原生家庭、情感纠葛、自我突破此类的叙事轨迹，这让一场对谈仿若世俗意义上的告解，最终导向一句举重若轻的金句，以求“震撼”大众心灵。

而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对谈已经成为互联网最熟悉的内容景观之一。互联网上的对谈节目以雨后春笋般的速度涌现，大众还来不及点开一个，另一个已然上线。这是现代社会信息过剩的一个切面，只是有着比较特殊的诞生轨迹和现实肌理。

01 从传统电视到视频播客

在传统媒体时代，诸多卫视是访谈节目的先行者。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在1996年推出的电视谈话节目《实话实说》，由主持人（先后由崔永元、和晶和阿忆担任）引导嘉宾与观众围绕社会生活话题进行讨论；凤凰卫视在2001年推出明星访谈类节目《鲁豫有约》，由陈鲁豫担任主持人，每期邀请明星或草根达人来做客，以深度对话见证人物经历与时代变迁。这些节目虽然内容风格不同，却共同奠定了访谈节目的基本模式：主持人和对谈嘉宾围绕特定话题展开交流。因为涉及话题广泛，且形式轻松，接近大众情感需求，公众前所未有地“窥探”到另一个人的经验世界，因此这一节目形式虽经历媒介变迁却经久不衰，反而依托不同传播形式有了新的面貌。

不过，访谈节目在过去往往受制于电视台的节目制作规范，需要经过一系列选题、策划、邀约、录制、剪辑等流程，将不违反新闻场域规则的“主流观点”筛选出来，因而其更像是一场在媒体机构内部运作的公共对话，所覆盖话题更多带有时代烙印。比如，凤凰卫视出品的谈话类节目，《锵锵三人行》就曾深入讨论过“中关村二小霸凌事件““医闹问题”等社会热点议题。

真正改变访谈节目生产方式的，是媒介更迭下潜藏的传播权力的转移。社交媒体将“个人”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任何掌握新媒体使用技能的个体都可以开通社媒账号，针对世界上大事小事发表观点，其传播广度取决于发布者的网络人际关系。因此，过往由媒体机构全盘掌握的传播全链条，开始有了松动，被拆解并分散到个人手中。而如前所说，访谈这一形式也被众多自媒体博主沿用下来，发展出播客（Podcast）、视频播客（Video Podcast/Vodcast）、短视频切片访谈等不同类型。

其中，播客以声音为介质，复兴了被大众媒体侵蚀已久的口语文化传统。它回应了当下这个“对话稀缺“的时代——深入、高质量的交流普遍匮乏，也因此成为推动个体间互动、创造公共对话的重要载体。

后来，众多平台（如较早起步、推出扶持政策的B站），看到大众对深度内容的渴求及其商业价值，开始推动播客的视频化转型，但其实视频播客早在2009年就已在国外诞生，Joe Rogan在YouTube推出了《The Joe Rogan Experience》播客视频。节目的布景可以说是“简陋”，却在一镜到底的加持下拥有难能可贵的“真实感”。对谈者常常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思想碰撞下产生的巨大能量推动着单期播放量动辄千万。

相比于短视频内容，长时段的视频播客能够提高用户停留时长，因而在算法的助推下获得更多流量推荐，也将原先那批只听音频的用户拉进视频场景。且较之音频，视频展现出两个人在对谈时的细微表情和手部动作，这种“身体在场”能够建立起用户对说话者的信任。当这种停留时长与信任感转化为可观的商业回报，视频播客的商业闭环便逐渐跑通。

于是，越来越多的创作者选择入局视频播客，开始“平心静气“坐下来好好聊聊。视频播客由此成为社交媒体时代的”真人秀“，以“真实”为巨大卖点，可这其中存在着诸多可供玩味和激起讨论之处。

02 当访谈成为一种圈层文化

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的采访更多关乎一个人对于世界的好奇心，其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是对未知信息的挖掘，那么社交媒体时代“彼此串台”的采访则正在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交方式。原本界限清晰的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角色划分突然没了意义，处于该圈层的每个人的身份都是流动且互惠的，他们同时依仗自身和他人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为自己在文化场域中谋得“一席之地”。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提出“资本”（Capital）的概念，其中最具批判性的当属“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文化资本”指的是“个体或社会拥有的、能够带来社会优势的文化资源“，这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传递，并影响社会地位的获取。文化资本还可以以制度化的形态存在，意味着将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教养、品味等身体化文化资本转化为一种被社会认可的形式，从而给予了拥有者一种文化上的、约定俗成的、得到合法保障的价值。因此，一个人单有肉身层面的文化禀赋是不够的，还必须在社会上通过与特定文化圈层的人互相展示和交换文化资本，才能让自己顺利跻身，并获得将文化资本顺利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机会。互相采访这件事，本身就暗示了“我”与“坐在对面的人”可能处于同一文化空间。

但这无法完全归因于个体层面的选择，这种依靠文化资本为彼此打上身份烙印的方式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运作机制。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曾这样描述过自己被文学、哲学和政治思想领域的“万神殿”吸引的时刻：“我想要进入那个空间，我必须承认在我成功进入之前，这个想法就使我因优越感而感到眩晕，因自身的‘卓越’而感到幸福。”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分类装置，将属于不同层级的人粗暴地区分开，而获准进入“精英”文化并成为其“代言人”，这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符号和经济层面的双重价值。

图源：《Didier Eribon: a leading thinker》CANAL+电视访谈

访谈因此变得更加像是一场精巧而微妙的语言游戏，话题在两人的抛接中得以“按部就班”展开。一方面，语言游戏潜藏的不确定性很容易颠覆一个人曾经在大众面前树立起的单面形象，向佐在易立竞《言外之易》节目中的表现就是典型。节目中，向佐面对易立竞的犀利提问，罕见地谈起家庭中自己和弟弟的关系，以及渴望用成绩换取父母认同的努力，甚至大方地提到之前经常被网友调侃的女装扮相。他谈起父母并非带着责备的口吻，反而说：“他们都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父母，他们能这样爱我已经很好了。”向佐曾经在大众的眼中是油滑乖张的富二代，但是透过这一番“掏心窝子”的交付，他将自己的困惑和委屈袒露，赢得了观众对其的理解和称赞。访谈因此成为一个重新定义“我是谁”的场所。

只是语言游戏很容易滑向另一个方向：当同一批人不断在节目中交换位置，访谈会变得精英化而成为“小圈子”的自嗨，并逐渐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可见性网络。身处其中的人越来越熟悉这套游戏规则，他们不仅知道如何向别人提问，也逐渐知道如何回答问题、组织自身的过往经历，以及在镜头前呈现出怎样的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言说中，被访者的回答可能也有了“起承转合”的固定结构。当这种自我组织变得越来越熟练，人们也逐渐成为自身故事的成熟叙事者——他们不仅经历人生，也越来越知道如何讲述自己的人生。

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戈夫曼（Erving Goffman）“前台”与“后台”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理论，进一步讨论了电子媒介如何模糊不同社会情境之间的边界。他提出“深后台”这一概念，放到今天的媒介环境中来看，就是说：无论是播客还是真人秀，创作者选择透露出来的“隐私”都是经过设计和包装的，这种所谓的“真实”会变成一种表演，成为自我呈现的一部分，“如何讲述自己”也就成为一种可以学习的媒介技能。

但问题或许并不只是观众是否会对这种“本真表演”感到厌倦，而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这些不断增殖的访谈中，人们反复看见的仍然是同一拨人？事实上，与明星创作者之间相互串台的节目相比，聚焦于普通人的《凉子访谈录》显得格外特殊：它试图将镜头对准那些原本并不处于公众视野中的普通人。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普通人的真实经历往往需要具有某种能够被迅速识别和传播的“话题性”，如特殊的职业、与公共事件的关联、与公众情绪的契合、罕见的人生轨迹等。简而言之，一段足够戏剧化的人生，才能够进入平台的注意力场，仅仅作为一个“普通人”，并不天然具备被广泛观看的资格。

社交媒体的诞生让传播的门槛得以降低，却没有因此取消“谁能够进入公共视野”可见性层面的问题。可见，门槛并没有消失不见，反而“被看见”本身正在成为下一次“被看见”的资本。

03 反对阐释

大众对此类访谈节目的追捧其实不难理解。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在其著作《爱欲之死》中提到“他者本身的消亡”，在他看来，这意味着现代人在快节奏和高度理性的生活中越来越陷入“同质化”的“地狱”。社交媒体的出现看似实现了人际之间前所未有的连接，却也有可能让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与“相似的自我”相遇，这加速了“他者”消亡的过程。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我们开始重新渴望开启一段能够暂时离开自我、进入另一个人的经验世界的交流。

美国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er）曾执导“爱在三部曲”，包含《爱在黎明破晓前》（Before Sunrise）、《爱在日落黄昏时》（Before Sunset）和《爱在午夜降临前》（Before Midnight）。三部电影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长谈”，本身就成为人物关系发展的核心情节。他们从初遇、重逢到多年后的婚姻危机，始终愿意花费大量时间，让自己持续暴露在另一个人的凝视之中。或许正因为如此，近几年“deep talk”一词的流行，总是离不开人们对于“爱在三部曲”中所刻画的关系状态的想象：两个人可以拥有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通过持续地谈论自己和倾听，最终得以走进彼此的内心世界。

但现实中的关系并不尽如人意，也很难如电影中那般从容自在。我们很难随时找到一个愿意与自己坐下来谈几个小时的人，也很难保证一段真实的关系能够始终容纳如此朝向心灵深处的自我袒露。于是，访谈节目成为某种媒介化的替代方案：我们不必承担一段关系中的尴尬、误解和种种不确定性，只需要坐在屏幕前，观看两个人在话题的指引下深度交流，就能够旁观一段关系的发生。长访谈真正提供的，是一种对于交流的想象。

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这样一个趋势，访谈节目似乎在迎合观众的这种口味，变得越来越长。一两个小时已是标配，更遑论六七小时的马拉松访谈。2026年3月，张小珺发布了一期和AMI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谢赛宁的超长访谈（6:44:38）。时长并未成为阻碍观看和收听的因素，其播放量在哔哩哔哩平台上达到26.2万，截止撰稿时，位列所有视频中第7位。被访嘉宾谢赛宁在对谈中提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是重要的，也许其他都不重要”。

只是类似的节目看得多了，人们也能够从中识别出某种针对人生大事小事的相似归因模式。聊一路走来的成长经历，少不了对“原生家庭“的剖析；聊人生的道路转换，必然要推导出“旷野式”的结论；聊创伤和失败，无法避开“与自己和解”。一个人的具体生命经验，就这样被不断地对应到某个现成的概念中。在这种概念命名式的阐释过程里，访谈也越来越像一种“生产金句”的文化工业。但我们似乎并不需要将人生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和经历的所有事情都上升到启示层面，它可以只是时间流逝下无意义的一个切面，并不需要被授予宏大的意义。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在《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中写道：“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20世纪60年代，桑塔格逐渐成为纽约文化圈非常重要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她面对的是一个已然高度成熟的文艺批评体系。在这套制度化的观看方式下，一件艺术作品诞生以后，批评家仿佛面对的是尚待破译的密码，急于追问“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桑塔格认为，这样一个解释的过程似乎已膨胀到危险的地步，并将之称为“智识对艺术的报复”（revenge of the intellect upon art）：智力不断要求艺术交出一个可以被解释、被归纳、被概念化的“意义”。

桑塔格对“阐释”的警惕，其实也可以观照到我们当下的时代——当访谈节目越来越多，意义似乎变得越发廉价而过剩。一个复杂的人很容易被整理成一个等待被解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