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广西左江流域的喀斯特峰林之间，湿热的风裹着草木气息扑面而来。这里夏季漫长，炎热湿润，植被繁茂，石山林立，江河蜿蜒。今天，曾经的荒野已然成为家园。而数万年前，当人类踏上这片土地，他们要怎样生存？

　　2019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古调查团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扶绥县发现了吉到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并联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在此展开了长达7年的考古工作。相关新成果引起广泛关注。遗址群的代表遗址——吉到1号，地层年代跨越距今3.6万年—0.8万年，发掘出多处墓葬和丰富的用火遗迹，出土了1000余件人类化石、数以万计的石制品和动物碎骨，大量淡水螺蚌壳，以及数百件赭石、植物种子等丰富遗存，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所见年代最早的史前墓葬群，也是我国迄今发现人类化石数量最多的旧石器遗址。

　　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一批特殊的文化遗物——1.5万余件以玻璃陨石为原料的石制品。这些黑色半透明的小石头，为解码左江流域先民的石器技术和生存方式，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

　　玻璃陨石虽名中带有“陨石”二字，但它并非真正的“天外来物”。距今约70万年前发生过一次陨石事件，地球表面沉积物在撞击中被熔融、抛射，随后冷却，形成了天然硅酸盐玻璃体，散落在我国东南沿海至东南亚、澳大利亚一带。玻璃陨石形状多样，包括水滴状、球棒状、哑铃状、球状、圆饼状和不规则块状等，大小从几毫米到十几厘米不等。其摩氏硬度为6.5—7，断口呈贝壳状，非常锋利。凭借这一特性，在数万年至几千年前的岭南，玻璃陨石成为先民珍贵的生产资料和“生存利器”。

　　玻璃陨石制品在遗址的各自然层都有出土，在三个文化期中，玻璃陨石制品在石制品中的占比分别为94.7%、98.4%和89.7%。

　　使用这种石料制作工具并不容易：玻璃陨石原石的体积较小，难以握持剥取石片，采用锤击法产生的石片多细碎，很难被加工利用。实验表明，先民使用砸击法，将玻璃陨石置于石砧上，一只手固定石料并调整位置和角度，另一只手挥动石锤向下砸击剥取石片。这需要精准控制力道，因为玻璃陨石脆性很高，每一次打击都会在其内部产生裂痕，剥片动作必须精、准、狠，在有限的次数内完成，否则原石便会崩碎。另外，若砸击时角度和力度不当，大量飞溅的细小尖利碎屑会伤及打制者和他人。只有在剥片前进行合理预设，进行一次恰到好处的砸击，才能够获取一块大小适中、边缘薄锐的石片，这样的石片无需修整或仅进行简单修整，就可以使用。

　　吉到1号遗址出土的玻璃陨石工具类型多样，包括刮削器、有肩钻器、凹缺器等，能实现刮削、切割、穿刺、钻孔、刻划等多种功能，可见此地先民对玻璃陨石的特性和打制技巧已经完全掌握。出土石制品很多边缘带有小凹槽，表明它们可能与竹、木等材料进行捆绑，制成复合工具，弥补其体积较小、仅靠手持使用难以实现多种功能的缺陷。

　　从时间跨度来看，在吉到遗址群，玻璃陨石制品从距今3.6万年延续至距今0.8万年，贯穿了末次盛冰期前后。在新石器时代的冲塘、顶蛳山等遗址，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玻璃陨石制品，表明这套石器传统并未中断，而是稳定存续。

　　从地域广度来看，放眼整个岭南地区，左江流域的冲塘遗址，右江流域的娅怀洞遗址，邕江流域的顶蛳山遗址，柳州的凤岩遗址，远至海南的落笔洞遗址，都有玻璃陨石制品的身影。从广西山林到南海之滨，玻璃陨石被岭南各地的先民拾取、利用。

　　中国北方地区则是另一番景象。到距今约2.8万年至2.6万年时，东北、华北地区都出现了细石叶技术遗存。此后，细石叶技术迅速扩散，在中国北方乃至青藏高原地区全面落地，并在新石器时代继续被使用。相比之下，岭南的玻璃陨石制品只是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远不如石叶、细石叶规范精美。那么，这种有些“简陋”的石制品，为什么能在岭南延续数万年而不被取代？

　　“简陋”的背后，是另一套生存逻辑。玻璃陨石作为一种优质石料，完全具备加工成细石叶或其他精致石器的技术潜力，但岭南先民没有这么做。其原因或许在于“不需要”。岭南丛林密布，河网纵横，动植物资源丰富。既有的工具组合足以应对日常需求，先民缺乏开发更复杂技术系统的压力与动力。如果说细石叶遗存代表了处于高度流动状态的北方先民的“求变”，那么玻璃陨石制品则代表了处在稳定气候环境下的南方先民的“守常”，两种策略体现了远古先民应对多样环境的不同生存智慧。

　　数万年间，看似简单的工具，支撑着先民们走过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漫长里程，也成为解读岭南远古生存法则的一份独特样本。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