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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晨壹投资
一直以来,并购重组被寄予促进产业整合、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厚望,活跃的买卖交易也代表着企业家和投资者对未来的信心。市场低迷期更是如此,希望高质量的并购重组能够活跃市场,也能激活产业者和投资者的信心。在这样的期待下,2024年“并购六条”适时推出,带来了市场的积极反应,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迅速活跃。资产重组尤其是科技类的并购重组也开始升温。但相对于控制权交易的热闹,真正决定并购质量的资产注入与产业整合却很艰难,交易的失败率也非常之高,市场为回避各种现有重组的法规,创造出各种分步走方案,进一步加大了交易和整合的不确定性。如何更好适应当前产业发展的需要,控制权交易的活跃只是第一步,真正推动上市公司质量改善,还需要重组市场的高效与活跃。在市场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下,也非常需要政策层面顺应变化,作出进一步的适时调整。

收购管理办法鼓励收购,20年主线清晰未变
收购管理办法从确立之初,就把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主动权交给了市场。2006年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确立了协议收购与要约收购的基本框架,赋予收购方更大的自主空间,并且前瞻性地引入了竞争性要约、管理层收购等安排,在发布之初,就是一部高度市场化的法规。此后的调整多为简政放权方向上的小修小补,比如引入“爬行增持”、逐步取消部分要约收购豁免的行政许可等,让增持和收购更具灵活性。
二十年间,这部办法的主线十分清晰,以强化信息披露为核心,不断便利控制权交易,让交易双方在规则框架下自主定价、自主决策。

重组办法严管证券化套利
十年前特定环境下的无奈选择
与收购办法不同,重组办法的底层逻辑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从严监管证券化套利的思路。资产重组的早期监管主要依赖1998年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置换资产变更主营业务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上字〔1998〕26号),文件确立了一个严格的基调,上市公司通过置换资产变更主营业务、导致上市主体资格发生变化的,必须报中国证监会按新股发行程序重新审批。
之所以采取如此谨慎的方式,与当时市场的阶段特征直接相关。当时IPO采取额度管理,上市资格是行政配给的稀缺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为了获取上市地位的“买壳”交易频繁出现,也出现了一些虚假资产通过重组进入市场的案例。制度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让产业重组更灵活,而是如何防止重组沦为证券化套利的工具。这也为后来2008年出台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埋下了严监管的制度基因。
2008年重组办法发布,此后经历了多次修订。2012年前后,相关制度也曾经历以鼓励产业整合为目标的改革。比如2011年明确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安排,2014年取消了部分现金类交易的行政审批,2015年进一步提高了配募资金比例等等。但在交易快速活跃的同时,借壳规避IPO、高估值并购、概念炒作等问题也逐渐显现。2016年的修订便全面加强了对借壳交易的监管,引入累计首次原则,将借壳认定的期限延长至60个月,纳入营收、净利润、发行股份等多指标综合判断。这次修订针对当时突出的证券化套利风险,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但也由此进一步强化了重组办法严监管防套利的政策底色。
此后的修订虽然引入了股份分期支付、简易审核等创新安排,也对借壳判定进行了一定调整,但仍然没有修改2016年的整体框架,即通过一系列严格的指标设定,把界定借壳的阈值定得非常之低,大量的产业整合即使同业和相近行业也会触发这个阈值要进入到等同IPO审核标准,其实大量的被并购标的恰恰因为是有“缺陷”的单项冠军才能被整合,IPO全能冠军的要求套用到并购审核中就会带来很多困扰。交易是否像借壳、估值是否合理、业绩承诺是否充分,商誉风险怎么办仍然是审核中被追问的问题,但实际产业整合中到底如何安排并购后的管理团队,业务具体整合方案如何落地这些更本质的商业问题,却常常被诸如对赌的一些表面承诺所阻碍实施,而关于商誉的关切实际是结果而不是手段,并购中形成商誉是不可避免的,商誉减值与否取决于这块资产后续的整合情况,经营质量好,就没有减值风险,不是简单数字高低可以评判,终极要靠收购方的判断以及整合能力来实现。简言之,十年前的重组办法底层逻辑严防证券化套利,靠一整套严苛指标认定,同时伴以各种严格的对外的承诺来实现监管的,这也是适应当时特定市场环境的无奈选择。

热闹的控制权交易后,市场更期待资产整合兑现
随着市场环境和产业需求的不断变化,并购重组也渐渐承载了助力产业发展和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期待。2024年“并购六条”出台,正是对这些市场变化和需求的回应。支持符合商业逻辑的跨行业并购、支持有助于补链强链的未盈利资产收购、提高对估值和业绩承诺等事项的包容度,都触及了市场关心的问题。
新政的出台快速带动了市场情绪,并购重组市场的活跃度显著提升。2025年,A股披露的控制权方案数量同比增长超过六成,资产重组方案的披露数量也出现明显增长,但拉长时间来看,真正能完成落地的重组交易仍不多。2025年披露的重组方案,截至目前已经终止的超过四成。控制权市场和重组市场呈现出冷热不均的景象。
其实,市场对控制权转让的热情并不只是因为上市公司更换了实际控制人,很大一部分也源自对新股东后续引入优质资产、推动产业整合、改善上市公司基本面的期待。控制权变更即便打开了价值重塑的预期,若资产端的实质性重组却迟迟不能落地,市场的活跃也难以真正转化为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而市场预期一旦落空,并购市场也很难保持持续的繁荣。

十年之后,迫切需要更适应产业整合的重组办法
回顾《重组办法》的发展历程,在上市资格高度稀缺时,建立严格的审核标准和规则框架,是当时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公众股东利益的现实需要。但经过十年的发展,市场也需要匹配当下环境和需求的政策法规与监管理念。
首先,上市地位不再天然对应高估值和融资便利。境内上市公司已经超过五千家,上市资格虽然仍有门槛,但上市平台的相对稀缺性已经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上市后的流动性和资本关注度竞争日趋激烈,维持一家具有融资能力和市场吸引力的上市公司,需要持续的经营投入和不菲的治理成本,单纯依靠证券化溢价获利的空间正在收窄。虽然围绕壳资源开展交易的动机仍然存在,但已不足以概括今天并购市场的核心需求。
实体经济对并购重组的需要却在不断增强。一方面,行业的竞争在加剧,企业需要通过兼并整合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技术迭代与产业变革持续加快,并购正在成为企业突破原有业务边界、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今天的并购重组,越来越多地源于真实产业需求,其目的不仅仅是把资产证券化,而是通过并购突破自身的能力边界,创造更高的价值。
与此同时,一级市场的退出需求和红筹公司拆除结构的计划正在把大量优质资产推向并购通道。然而预期和现实之间仍有不小的距离,估值错位、交易结构复杂、审核不确定性高,仍然是交易达成的现实障碍。
经过十年的发展,交易双方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上市资格极度稀缺的时期,上市公司往往凭借其资本市场地位占据优势地位,非上市企业更多是争取进入上市平台的一方。而今天,具备竞争优势的优质资产,同样是稀缺资源。一些上市公司也需要借助这些资产来改善自身经营,甚至是由更有能力的非上市主体主导整合,才能实现整体价值的提升。上市公司与非上市资产之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上市公司筛选、接纳资产的单向关系,而是不同经营主体之间基于各自优势开展的双向选择。仍然沿用上市公司作为强势收购方、非上市资产作为被审核和被收购对象的传统思路,就难以充分适应这种新的交易关系。
924以来,并购市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2025年的修订在分期支付、简易审核、差异化锁定等交易工具层面做了有益的修订,但这些工具层面的创新依然受制于十年前的法规框架,对市场的推动也有限。市场的巨变,显然也期待政策层面能再进一步,对重组办法的底层逻辑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修改,松绑资产重组的各种指标认定,给交易各方更大的谈判博弈空间。靠局部修补和窗口指导来应对市场变化,很难让交易各方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而稳定的预期才是并购市场真正能够持续繁荣的根本。
并购整合本身就是难而长期的工作,也是企业家和投资者微观信心最直接的体现。市场和投资者真正关心的不是一两个标杆案例,健康的并购市场应该是活跃的大大小小或成功或失败的案例,但都遵循了买者自负,充分信息披露的原则。一方面把商业判断的选择权真正交还给交易各方,另一方面对违反信息披露、虚假重组、内幕交易,以及操纵市场等行为严厉打击,塑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样才能让并购真正成为促进产业升级,优胜劣汰的手段,助力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改善上市公司质量,为投资者带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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