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世界经济论坛年会_2026冬季达沃斯

　　新浪财经蒋露瑶/发自瑞士达沃斯

　　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大国竞争升温、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持续承压之际，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年会将“对话”置于聚光灯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在对话新浪财经时表示，真正面临危机的，不只是规则本身，而是支撑规则运行的规范、信任与诚信。当这些基础开始松动，对话的意义就非常有限了。

　　这是哈特第一次到访达沃斯参与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场关于腐败的讨论。

　　“一些公司的CEO谈到，如何应对企业内部以及外部环境中的腐败风险。”有一个问题是：当一家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公司，在法律制度不健全、腐败盛行的国家开展业务时，如果“行贿”几乎成为做生意的必要条件，企业应不应该参与这场“付费游戏”。

　　哈特指出，这涉及到“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一些CEO在会上坚称，他们不会参与腐败，认为一旦开始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会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声称，腐败无法长久，不是长期成功的可行之道。但哈特对此并不完全信服。

　　“现实中的情况是，很多公司大多数时候做得很好，但也会做坏事。”他以麦肯锡和波音为例，指出，麦肯锡是一家长期被认为“做得不错”的咨询公司，但也曾犯下严重错误，却并未因此倒闭；波音曾以“安全第一、质量高于利润”为信条，但在与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合并后，公司文化发生变化，最终导致多起严重空难，“董事会显然失职，但我觉得波音会活下来，并恢复正常”。

　　没有信任，对话将变得空洞

　　在达沃斯期间，哈特还聆听了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发言，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加拿大总理卡尼的特别致辞。他认为，卡尼的演讲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并赢得了全场起立鼓掌，“他虽然没有点名，但展现出了对抗特朗普的姿态”。

　　卡尼的演讲以修昔底德的格言开头：“我们似乎每天都在被提醒：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在褪色；强者可以为所欲为，而弱者只能承受他们必须承受的一切。”

　　在哈特看来，美国当前的政治变化“非常令人担忧”。“不仅是规则（rules）、基于规则的秩序（orders）在崩塌，更根本的是规范（norms）在崩塌。”他指出，特朗普不断打破既有规范，使“规范本身似乎不再重要”，这对商业、政治乃至世界的未来都极为有害。

　　这一判断，与哈特长期研究契约理论和公司治理的理论密切相关。“建立良好的长期关系，一份合同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他强调，无论合同写得多么详尽，履约过程中还是会存在解释空间，以及机会主义的行为。“真正阻止人们投机取巧的，不是合同条款本身，而是规范、信任和诚信。”

　　至于本届论坛的主题“对话的精神”，哈特认为，对话是否有效，取决于对话双方是否具备基本的诚信与底线。“如果对话的另一方最后说，‘对话结束了，但我有权力，我就要这么做’，那对话的意义就非常有限。”

　　理想状态下，对话的价值在于共情，“我解释我的观点，你解释你的观点，我开始从你的角度看问题”。但如果各方完全自利，对话最多只能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而无法建立真正的理解与尊重。“而在当前的政治层面，我们恰恰缺乏这种共情式的对话。”

　　相比之下，哈特认为商业领域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商人习惯于必须与对方合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对方的需求。”即便政治氛围发生变化，商业中的对话和合作机制也不太可能完全消失。

　　把对话与诚信“写进合同”

　　谈及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维持可靠的商业关系，哈特分享了他的理念。

　　“我们知道，任何长期合作中都会发生合同一开始无法预见的事情。”因此，除了正式的法律条款，双方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一套指导原则，即诚实、公平、公正、忠诚和诚信，并建立定期沟通机制。“我们甚至会把‘对话’本身写进合同。”

　　在这种机制下，如果一方提前发现潜在风险，比如供应链可能中断，“诚实的做法是提前告知对方，而不是隐瞒并寄希望于不要出问题”。通过持续对话、共同遵循原则，双方会逐渐形成互惠的关系，把交易视为“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

　　哈特强调，这种方法并非对所有人都奏效。“有些人并不适合这种基于信任和原则的合作方式。”但一旦在早期沟通中识别出不合适的伙伴，企业就可以选择不合作，或仅依赖更为严格的标准合同。

　　股东民主：公司不该只问“能赚多少钱”

　　近年来，哈特的研究重心转向“股东民主”。他与芝加哥大学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合作，挑战“只要合法，股东就一定希望公司利润最大化”的传统观念。

　　“作为个人，我们在生活中并不只追求收入最大化，我们还关心道德、环境和他人福祉。”他举例说，如果一家小企业可以通过合法但污染环境的方式赚更多钱，许多企业所有者并不会选择这么做。“那为什么当我们成为大公司的小股东时，就突然不在乎这些了？”

　　哈特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司从未真正询问过股东在这些权衡问题上的真实偏好。为此，他提出通过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股东，让他们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后，就公司重大价值取舍作出集体判断。

　　这种机制，不同于传统股东大会的“走过场”投票，而是一个真正的审慎商议过程。哈特认为，这不仅有助于公司在可持续发展、动物福利等议题上作出更符合股东真实意愿的决策，也可能减弱政治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针对近年来达沃斯上ESG和可持续发展议题降温的现象，哈特直言“这很遗憾”。他认为，问题并不一定在于股东的偏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于决策权过度集中在CEO手中，而CEO又极易受到政治压力影响。

　　“如果把是否更可持续或更少可持续的决策权真正交还给股东，政客惩罚企业的造成的影响就会减弱。”在他看来，如果通过投资者大会等机制系统性地倾听股东声音，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度，或许并不会像现在这样随政治风向剧烈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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